几年前,我作为一个合作项目的副主管，与同事来到四季如春的天使之城——洛杉矶，开始了与美国一家著名的国防电子公司的合作。刚刚安定下来，中美双方公司的人员便迅速组成了项目组，投入了紧张的工作。设计方案确定之后，双方的工程师却出现了争执——都认为应该是对方负责电路的设计。事实上，按合同规定，这项工作应该是美方的责任。我不得已找到美方的华裔项目经理。他看过合同后说：“嗨，这种事在美国是再简单不过的了。”随后他将美方的主管工程师Pete找来，将合同请他看一下。Pete看过合同之后，二话没说就赶紧去工作了。此事也没对我们下面的合作造成任何影响。双方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这件事当时并没有让我特别留意。相反，第一次与美国人共事的我们，尽管与对方相处得十分友好，但是背后却常常轻视美国工程师，认为美国人有些像大孩子，头脑比较简单，好像不如我们的工程师聪明。 　　

　　　半年之后，我们顺利完成了样机的试验，回到国内，开始产品设计和生产的准备。同时我也成为了部门的负责人。又过了半年，我对管理工作的困难有了许多切身体会。在一次从北京返回深圳的途中，飞机上放映了一个史泰龙主演的电影。影片充分地表现了美国人性格简单直爽的一面。它使我猛然回忆起了Pete的事情。如果Pete是一个中国人，他会那么痛快地服从合同的规定而又不影响下面的合作吗？他是否会认为自己的自尊心或者面子受到了伤害？甚至认为是我们故意和他过不去？我意识到，中国人和美国人在心理结构上的差别，实在不应该成为我们对美国人的做事方式不以为然的根据。中国人的聪明举世公认，可是却在不知不觉中被自己的基本素养上的缺陷，大大地打了折扣。这使得我们与那些我们认为不聪明的民族之间的竞争，更像是龟兔之间的赛跑。 　　

　　　美国人的单纯，使得人与人之间，少了许多我们中国人常见的彼此的无端猜疑，少了许多有害无益的内耗；在工作中，大家能够就事论事，而较少发生意气用事和情绪化的冲突；在个人行为上，少了那些不必要的“个性”，更容易服从规范的管理的约束，在整体上保证了大规模协作和管理的可能性；它也使得管理者的精力，更多地用在处理事情本身上，而不是人员之间的矛盾、是非和情绪上。而这正是现代工业迅速发展的重要的文化社会基础之一。 　　

　　　相比之下，中国人的心理结构普遍比较复杂，具有相当强的非理性的情绪化倾向——敏感、多疑、内向和多变。在相互交流时，旁敲侧击和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方式多，就事论事、直截了当的情况少；在工作中，横向攀比的多，按客观标准行事的少；在做事的过程中，喜欢不分场合的标新立异，不容易保持持久的专注和服从管理规范；工作的业绩表现，常常受到自己心理和情绪波动的影响，而不是自己的能力的正常发挥。这些问题，在聪明、能力强和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员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特别是软件开发工程技术人员。 　　

　　　几年来，在管理中这些问题常常困扰着我的团队。随着经验的积累，我逐步通过从小事和容易处理的事情开始让大家养成好的工作作风，建立公开、透明和平等的内部沟通和评价规范。这使得我后来带的团队成员，逐步适应了抛开个人好恶去就事论事，将问题摆在桌面上一起讨论，而不是背对背的议论和猜测的共事原则；面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团队内部员工能够比较坦然地接受他人的批评；部门的内耗明显降低，彼此的配合多了许多默契；员工对自己和对他人的评价趋于客观，心理的稳定性得到改善。那些无法适应或拒绝接受这种“简单”和公开的工作方式的员工，则陆续离开了团队。

出处：IT经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