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0月1日的《南方周末》上有这样一篇显眼的文章：“什么阻碍中国企业进步——访张维迎博士和许小年博士”。首先让我感到吃惊的是学者的自信与底气，甚至连文章的每一个小标题都不得不令我惊讶，例如“《财富》论坛是一场很容易烟云过眼的鸡尾酒会，与会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自会从中学习，但更需要学习的是政府……”、“中国大陆５家企业上榜，不仅不足骄傲，反而反映了这些企业所在的行业体制僵化”、“政府对大企业的扶持一直就没有停止过，也一直就没有成功过”——从中显示的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令人振奋。其次是他们针对中国企业现状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和观点，包括体制僵化、产权不明晰、法治不健全、行政干预（包括扶植和摊派）过多、盲目追求规模等等，这些词语虽然并不新鲜，但是当它们屡屡跃入我们的视野时，我不由得想到，这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问题，而且它们同样存在于其它领域，比如我们的校园。

　　听说明年复旦将吸收附近的轻专、一医大以及江湾体育场，规模不可谓不大矣。然而除此之外它不能证明更多的东西。许小年博士说：“对于企业而言，核心词汇不应是规模，而是竞争力。”那么对于复旦来说呢？一是科研水平，二是校园文化。

　　你可以用钱来把人才吸引进来，然而你却不能用钱培养出人才来。

　　科研水平的标志未必是院士的多少，因为院士是为表彰一名学者曾经取得的成就而设立的称号，它并不能代表一所大学实际的科研水平。只有从这所大学在基础理论上的造诣以及应用技术上的创新才能看出它的真实的科研水平。在最近一期的校报上看到，复旦在引进人才方面准备花大投入，这当然是提高我们的科研水平的方式之一。但是，当我们看着系里的老师们为评职称殚精竭虑，上下奔走时；当我们听着某老师眉飞色舞地为我们讲述领导层的勾心斗角时，试问：我们可有一个使得人才各尽其用的环境？张维迎博士说：“企业中的很多人才就像腌咸菜一样，是一层一层从内部渗透出来的。特定的、与你的企业有关的人力资产是市场上很难买到的。所以一个成功的企业一定非常重视内部的人力资本的发展和管理人才的培养，一定要变外部招聘为主为内部提拔为主。”大学又何尝不一样？

　　不过，作为一个学生，一个文科的学生，我更想说的是：我们的校园文化。

　　校园文化的源泉不在于学校的扶持，而在于学生的活力。

　　学生的言论、活动构成了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在这里，学生是主体。学校呢？学校是辅助，监督和管理；但是，学校对校园文化的参与（尤其是后两者）越少越好。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学生充分地发挥他们的潜力和活力。复旦的校方喜欢扶植几个社团或者一份刊物。虽然这种扶植从来没有停顿过，但是这种扶植也从来没有成功过。比如说我从来没有听任何人说过“《复旦人周报》是复旦办得最好的一份报纸”，尽管他们的编辑可能是最优秀的新闻系学生。许小年博士说：“市场经济就是强者生存，不断奶的孩子是永远长不大的。海尔是政府扶持出来的吗？海尔是自己拼出来的。”我喜欢《常识》，它虽然远不如《复旦人周报》那样规模庞大（听说他们的全体会议竟有100多人！）、排版精美，而且有时文章还难读得很。但是它有活力，它敢拚——这才是校园文化的源泉所在。

　　复旦的社团只是兴趣小组，学校的管理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它们的发展。

　　校园文化需要学生的理想来支持，同时也需要学校的制度来保障。复旦并不缺少有理想的学生，然而却没有一个可以保护这些学生去实践他们的理想的制度。社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每年的10月初复旦照例会迎来社团招新，可是在那个熙熙攘攘的地方，你很难找到大三或者大四的学生；并不是说他们已经在属于自己的社团中“安身立命”了，而是他们早已退出了被称之为“校园文化半边天”的社团活动了。复旦的社团只是兴趣小组，作为扩展学生的知识面不无益处，然而作为交流思想、提高学术水平的场所却差的不是一点两点。为什么？管得太死。贴张海报要申请/faint，办个讲座得填两张表格/faint，再加上随时随地可能被禁止活动的危险，谁又愿意把精力和时间花在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上呢？也只有大一和大二的新生了。许小年博士说：“现在对民营企业的法律保护仍然不到位，民营企业不管大、中、小，都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想方设法与政府建立联系。”我们不也如此吗？和学生会打好关系，最好能有某个校领导坐镇，这不就是我们许多搞社团的人的思路吗？记得我在大一的时候，社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独立的，可是现在呢？所有的社团活动都要冠之以“复旦大学学生会主办”的头衔/faint，社团只不过是承办而已。只有当政府和企业真正分开时才是企业进步的开始，那么学校呢？我们需要一套良好的制度以保障校园文化的健康发展，这套制度不应是由学校单方面制定的规章，而应是建立在双方认同基础上的“法”。

　　许多外部强加的目标阻碍了校园文化的发展，也扼杀了学生的理想。

　　繁荣校园文化的目的是什么？是使得知识得以传播，思想得以交流；而每个社团每份刊物又另有自己的目标。可是我们总在无形中受到其它目标的影响，比如说宣传学校政策、加强舆论导向、进行政治说教等等，以至于到最后许多人只能选择一个目标：为自己将来找工作添上一份漂亮的履历/sigh。许小年博士说：“西方企业的目标就是追求利润，而我们的企业目标是多重的，甚至是混乱的——要解决地方的财政税收问题要解决地方的就业问题，地方的基础设施建设也要做贡献，等等。简直无所适从。”什么时候我们能真正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了，校园文化也就上去了。

　　控制学生言论（尤其是政治观点）恐怕是对校园文化最大的摧残了，虽然学校是出于完全正确的政治立场这样做的。这里的问题在于：对于学生来说是理论上的社会学、政治学讨论，在学校看来就是充满危险的政治实践了 /sigh。对于前者来说，政治观点的不同仍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对于后者来说，就意味着敌我矛盾了 /sigh。因此，前者停留于言论，而后者则诉诸实践 /sigh。于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观念被渐渐磨灭，校园文化最活跃的一个领域也便消失了。

　　我们必须确定：学术文化领域在何种范围内是独立于政治的，否则学术文化永远不能得到发展。

　　乱七八糟的写了这么些，知道这样的文章只能登载在《常识》上了，在此衷心祝愿《常识》能继续坚持下去。